邱汉桥先生不计较于局部的描画并不意味着是对局部的忽略，在强调整体气势的同时，注意某些细节的精到，譬如他很注意画面中每一笔墨的处理，无论是干枯浓淡即以大笔横扫，至梢头用笔却又十分讲究，似不经意中透出苦心经营，远取其势，近取其质，从而达到整体讲求大势、局部严谨准确、磅礴寓精微的视觉效果。邱先生也能游刃有余地画出大幅画作，无论山水还是田园其内在的精神气势依然很大，真所谓“气旺神畅”，能达到于此主要取决于邱先生早年严格的技法训练，厚积而薄发方能笔无妄下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

　　中国画的造型问题，一句看上去很简单的“似与不似”，却包含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中庸思想，它把写实与写意、抽象与具象、表现与再现之间的关系，很深刻地揭示了出来。它要求画家不能静态地、纯客观地看待描写对象，太“似”就媚俗了，但又不能离开客观对象，“不似”则欺世。所以在这个“似与不似”之间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“度”。这个“度”，在物理学上叫“张力”。

　　“似与不似”的造型观念也体现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，写意是中国画的本质和核心。写意不是简单地去描绘含混不清的图像和意念，也不是表达似是而非的所谓“形象”，而是通过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笔墨，书写一个画家在对民族、时代、社会、自然、文化等进行深邃的体察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精神、一种意识、一种凝练的感情。因此中国画对造型的要求不同于具象的描摹和抽象的“不似”，形象和物象在中国画里只是一种载体，重要的是表现超乎形象之外的人的感情和内在的气质，表现心灵深处的幽情。和任何一种画种相比，中国画是最抒情的艺术，因为它重视人之精神的直接抒发。

　　邱先生在审美取向上与传统文人画的“萧淡简远”拉开了很大距离，所以行家们一致认定邱先生作品从传统中来。但艺术创作应有自己的艺术语言，艺术不能人云亦云，“他吸收了很多现时代的新的观念及美学观念，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”。他的画与明清文人画在表面形式上确实有所不同，但总体审美范畴没有滑出“文人画”的传统。他强调用笔、用墨要雅，用色也一样。色难，艳而不俗更难，颜色要用得亮，要雅，要透明，要大气。他认为他还是走在“传统出新”的路上，只是明清以前的东西更多一些而已。邱先生认为现在的时代能够纵览古今中外的东西，古人能吗?其次，他的个人气质也和他人不一样，在认识问题的方式上与他人也显得不同，他重视生活，去画生活、画感受，画生活的精神实质，画自己的精神，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见地，艺术是要表现自我的，就想与前人、同辈人在形式上拉开距离，但是他固守的又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。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的，他从这条路走觉得是可行的，别人走可能不行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这是客观存在的。邱先生说：在很多年前与画友一同去写生，回来后自己创作出了一批好作品，同去的画友回来却一无所获，后来画友沿原路又走了多日返回还是如此。所以说艺术的创作强求不得。

　　在争论中发展，在怀疑中前进，是从20世纪一直到今天中国画的生存状况。但中国画在今天无疑也是一个类似春秋战国那样群雄竞起的时代，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李可染等都是比肩前贤的重要人物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来说，战术上虽然各异，走的路不同，但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，战略指向仍然是为中国画拼杀出一块生存的空间。邱先生认为中国画还是要强调传统，坚持文人画书写的表现方式，从不用制作之类的手法。当然有传统不一定画得出好画，但一张好的中国画一定得有深厚的传统，这不光是个技巧问题，最根本的是思想，其精神包含“胆识、悟性、学养”。

　　邱先生说，当下中国画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下，用新的形式固守传统文人画的精神，这也是他一生的守望。现在，中国画坛有两个方向背离这种传统精神的倾向：一是高调“创新”，为新而新，这是以抛弃的方式背弃。我们需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守望，用现代的形式来固守传统文化的笔墨与精神。处在21世纪，整个社会是信息社会，好多情况无法预料。作为视觉艺术，中国画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，变很重要，变则通。邱先生个人考虑是，中国画一定要变，要用变的形式来固守和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。